张天蔚的博客

海地离我们有多远

海地地震的消息，果真像地震波一样，经过漫长路程的传导之后，以一种由弱到强的节奏，冲击并“嵌入”我们的生活。1月20日，中国政府为8位在海地地震中遇难的中国驻海地维和部队官兵，举行了空前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，中央政治局9位常委悉数出席，其规格已近乎国葬。同时，他们的战友和最新派往海地的中国救援队，仍然在海地的街头和废墟上，维持着秩序或搜寻着可能的幸存者。借由电视画面上这些熟悉的身影，一场发生在遥远的加勒比海岛国的地震，和我们之间产生了切近的情感关联。

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，刚刚过去不足两年的汶川地震，仍然在国人的心中留下深刻的伤痛，电视上恍若昨日的惊心画面，立时唤醒了刚刚平复的记忆。而预估超过20万的死亡人数，大大高过汶川地震公布的统计数字，更让人直接掂出了海地地震灾难的沉重。所谓同难相怜、心有戚戚，也促成了中国百姓对海地地震的格外关注。

即使身为媒体人，此前我对海地的了解，也基本局限于“世界最不发达国家”，和社会动荡不已、政权频繁更迭的印象。而在非洲或者南美，这样的国家曾经并不在少数。在这样的国家，能够暂时终结其混乱的强人，最终却往往堕落成集权而残暴的独裁者。海地曾经的独裁者杜瓦利埃，与萨达姆、皮诺切特（前智利独裁者）、博卡萨（前中非暴君）、阿明（前乌干达独裁者）等人一起，都是这个“现代独裁者俱乐部”的著名成员。浏览这些独裁者的“事迹”，往往觉得不可思议，那种完全无所顾忌的横征暴敛、残暴无度，仿佛不是在治理一个自己也曾生长于斯的国家，而是在劫掠一个强行闯入的城镇，烧杀抢掠成了唯一的目的。譬如杜瓦利埃家族就曾掠夺了海地全国90%以上的财富，似乎根本就不打算给其治下的百姓留下一条活路。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如此行事，或许与这些国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有关，又或许所有的独裁者最终都会被不受约束的权力，放纵成无恶不作的恶魔。不过对于海地人民而言，独裁者的成因其实已经并不重要，父子两代杜瓦利埃留下的混乱和贫穷，才是他们迄今搭上几代人的不幸和挣扎，都还没能摆脱的梦魇。

最近几天有关海地的新闻，已经从最初的惨烈，逐渐演变为更令人忧心的混乱。电视画面中，荷枪实弹的国际维和部队的黑衣战士，逐步代替了救援队员的橘红色身影，这显然意味着抢救生命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，人们不得不忍痛放下被废墟掩埋的生命，把关注的焦点转向充斥街头的无助人群。看着电视画面中那些因为无助而陷入绝望，暴戾地在太子港街头盲目冲撞的人群，竟让我无端地想起2008年5月19日的天安门广场。在那个为汶川地震遇难者设立的全国哀悼日里，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民众齐声高喊着“汶川挺住！中国加油！”即使抛开这一场面所隐含的所有政治意味，民族、祖国的意义和分量，也会在这样的对比中变得格外分明。设想同样处于巨大灾难之中的灾民，身后有没有一个强大的民族和祖国可以依靠，其绝望的程度想必完全不同。中国人始终对祖国统一、民族昌盛抱有一种信仰般的执著，一定与这种相互的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海地离我们有多远？空间距离大概15000多公里，飞机直飞需要20个小时，真是足够遥远。但是，当刚刚从废墟中挣扎出来的海地灾民，蒙着满面的尘土，用法语向操着英语、汉语的记者呼喊着“救救我们，我们需要帮助！”的时候，你自然会意识到，海地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。面对遭逢巨大灾难而又没有回旋空间、没有经济实力作为奥援的不幸者，来自国际社会的帮助，成了他们唯一可以指靠的希望，而在当下的“国际社会”中，中国已经成为重要的一员。如果海地震后的次生灾害，不幸恶化为缺衣少食、瘟疫蔓延的人道主义灾难，我们其实是有责任的。如果被传的神乎其神而且似乎正在实现的全球一体化，不仅仅是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利润的自由转移，而是也能泽被“失败国家”里那些无辜百姓的福音，那么此刻进行全球动员，不让海地陷入更深的深渊，就是这一福音最该降临的时刻。

几天前，塞内加尔总统瓦德向非洲各国的同胞们呼吁，让海地的地震灾民到他们祖先的家乡落地生根。“如果只是几个人，我们可以提供他们一片屋顶和一块土地。如果他们大批的到来，我们可以给他们一整个地区。”这样的呼吁，真是充满了血浓于水的温情暖意，当真回到非洲故土的海地人如果不幸再遇灾难，大约也会有更宽广的怀抱可以依靠。可是，如果今天的国际社会，尤其是当初制造了海地这个国家的那些国家，还相信有同情、公理、道义这些价值，就有责任帮助灾后的海地，建设成一个比震前更安定、富足，因此更适合人居住的国家。否则，当年从遥远的非洲家园“被移民”到海地的黑奴后代们，却不得不在几百年之后，再次背井离乡地回到那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家园，他们能感受到的一定不是温暖而是悲情。在一个已经自信实现了文明的世界，这是不能接受的羞耻。

似乎与以上感慨并不相关的联想是，在《阿凡达》里代表着地球人的贪婪与邪恶的狰狞飞机，在海地灾民眼中，却是急切盼望着从天而降的救星。人类对现代化的反思，最终总是会在对现代化的依赖中，虚化成一缕午后暖阳下的奢侈遐思。

忽然想起之粮官阿沛

前几天阿沛·阿旺晋美去世，享年100岁。

在当今汉藏关系敏感的时刻，阿沛的去世对政府大概是个不小的损失，至少像他那样出身贵族，又愿意而且能够与政府合作愉快的象征性人物，恐怕是没有了。

那天早晨去电台作节目，从双井到复兴门，一路堵车，费时1个半小时。而平时这段路程只需30分钟。后来听说，那天是阿沛的告别仪式，长安街全程管制。一个“副国级”的领导去世，大概都是这个排场。这场景让我“忽然想起”曾看过的一本书——《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》，其中有对阿沛的纪录。

这本书的作者叫邢肃芝，藏族僧名洛桑珍珠。江苏人氏，自小出家，1935年起意赴藏学习佛法，1937成行，1945年在西藏摄政王座前通过辨经获得藏传佛教最高学位——拉然巴格西。据他老人家讲，“格西”是藏传佛教中的最高学位，通俗些解释，就相当于佛教博士。而拉然巴格西则是各种级别的格西中最高的一等，必是西藏三大寺喇嘛，且必须通过在摄政王座前的辨经过关方可获得。1945年，他受民国中央政府委托，在拉萨创办拉萨小学，名声远播。1947年，在当时西藏噶厦政府的“驱汉事件”中离开西藏，后定居美国。这本书的宣传词中，说他是：人生横跨汉藏两地，身份涵盖僧俗两界。确实不虚。

这本书里有两处提到阿沛，一是1939年他从康区入藏，准备赴拉萨求法，路过昌都时，阿沛正在那里担任颇本（粮官）。二是1987年他回北京再见阿沛，阿沛已经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。

从当时的照片看，阿沛坐在札萨（昌都总管）身边，应该是昌都地区的“高管”之一。那时的他还是个俊朗的西藏年轻贵族，头上扎着贵族才能扎的发髻。1950年再赴昌都，他已经以西藏噶伦的身份，担任昌都总管，继而担任了与中央政府和平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，而后就有了《和平协议》。

看着这样的老照片，再想想照片上的人物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，总觉得很有意思。照片前排左一为阿沛，后排左一着僧袍者，就是邢肃芝（洛桑珍珠喇嘛）。

下面的链接是阿沛生前接受香港媒体采访的实录，也很有价值。

http://web.peopledaily.com.cn/haiwai/9804/09/newfiles/a1010.html

转山笔记之琵琶肉

琵琶肉是当地藏民最喜欢的肉食。

藏民喜食猪肉，以前在藏区行走就有了解，但关于琵琶肉，却还是第一次听说。

琵琶肉由整只猪炮制而成。具体方法是整只猪剖腹、剔骨，然后在腹中填入桃花盐、花椒和草果等当地出产的香料。而后需将猪腹缝合，鼻孔等腔口也要堵死，似乎是为防止香气外泄。最后，将整只猪压扁、风干，待需要时切割分食。挑花盐乃产自西藏盐井村的井盐，因含各种杂质，呈桃花般的淡粉色，故称桃花盐。据称此盐腌制的琵琶肉有特别的香味。后来看到日本拍的纪录片《茶马古道》，却称只有盐井所产最纯净、最雪白的盐，才能叫桃花盐，不知哪个准确。

琵琶肉是当地藏民外出时最重要的便携食品，通常是切一大块，扔到锅里煮熟，而后分割食用。藏地养猪不喜"瘦肉型"，专以膘肥体壮为上，故琵琶肉也是以肥为主。高原高寒，补充脂肪非常重要，琵琶肉应该是最佳的选择。

我自儿时便不食肥肉，因此一路上看扎西一家和熊三爷美滋滋地分食琵琶肉，不仅不馋，看着都觉得肥腻。后来禁不住好奇，还是尝了一块。琵琶肉的肥膘经一年甚至多年腌制之后，皮肉都已经透明、发脆，食之有独特的腻香和脂肪陈年之后的"哈喇"味。口味是从小的习惯，这种在外人以为不够新鲜的味道，可能正是藏民判断琵琶肉是否正宗的标准。

这是在途中遇到的第一个村庄阿丙村“首富”家里拍到的琵琶肉。

肚子里的那些土红色颗粒就是桃花盐。

这只猪摆在这家大门里的左手边，可见地位之尊。

猪鼻子里塞着木塞，嘴巴用线缝死，大概是怕“走味儿”。

转山笔记之上路

我们10月16日上午从北京出发，经昆明转机，于当天晚上到达香格里拉。熊三爷亲自来接，安排在去年住过的酒店。酒店是天然的舞台，能看到各色人物轮番登场表演。留心观察了一下，却发现大多是拖着拉杆箱公款旅游的小官，像我们这样穿着冲锋衣、背着背囊的却几乎没有。想想也对，真正的背包客肯定去老城住价格低廉的客栈。以我们这样的扮相在大酒店里进出，多少有点拧巴。但想到未来十几天的艰苦，也就原谅了自己此时的奢侈。

17日在香格里拉调整、准备一天，到超市买了一箱方便面，及红烧猪肉、红烧牛肉罐头各若干。罐头裹着草绿色的包装纸，印着红五星和"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供"字样，却不知道真假。

当天晚上，躺在酒店宽大舒适的床上，却迟迟难以入睡。尽管此行已经筹划了一年，但因为始终把"转山"当成一次朝圣之旅，心中时时都装着义无反顾的决绝，反而没有仔细关注过具体的路线和可能遇到的困难、风险。此时万事俱备，明日就要上路，此前收集的具体信息才慢慢浮上心头，这两天通过与乔阳电话沟通了解的各种细节，也渐渐地变得沉重。

我们所选择的线路，乃梅里"外转"的传统线路，据称是由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（白教）第二代噶玛巴活佛噶玛巴希朝拜梅里神山时所开辟和认定，由彼时至今的700多年里，经由无数虔诚藏民的反复践踏，终于辟成了一条成熟的线路。曾经上网仔细搜寻，却始终也没有查到这一行程的确切里程，但所需的时间却大致勾勒出基本的难度--当地转山的藏民大约需要7天，资深的"老驴"不会少于9天，一般的驴友则需要11到13天。而且这一线路的独特之处在于，至今它还是一条基本封闭的环形线路，一旦上路，便只有前进，而绝无半途放弃、逃逸的路径。近年随着外界"进步"步伐的介入，该线经过的怒江峡谷已经修起简易的砂石公路，沿途可以搭车，花一天的时间赶到西藏林芝地区的察隅县或左贡县求助，但在其它绝大部分时间里，还是处于没有公路、没有城镇、没有手机信号的封闭环境。从考验教徒的虔诚而言，这当然是绝佳的安排，但对于我们，却意味着一旦中途生病、受伤，则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救助，而即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最近的乡镇，至少也需要三天以上的时间。如此，倘若真的遭遇厄运，在信任自己的抵抗力之余，便只能寄望于神山或菩萨的保佑了。

入夜，面对同样无法入睡，而且自言感觉胸口沉闷的太太，我只好尽量轻松地好言安慰，无非是说昨天刚到，对高原需要适应，明天一定没事；我们如此虔诚，神山一定关照等等。这样的语言能否对她有所安慰，我完全无从把握。而我分明知道的是，所有对她的鼓励、宽慰，其实都是对自己的宽慰和打气，因为我能清晰地感到，我心中的每一点担忧、疑虑，几乎都会同时在她的头脑中出现。反之，她表现出的任何一点情绪上的波动和不安，我也都分明地知道来自何处。与此相应，如果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到我的安慰产生效果，我的心里自然也会随之轻松几分。彼时我还不知道的是，在此后的十几天里，这样的安慰和自我安慰还会屡屡出现，直到整个行程的结束。不夸张地说，一路上看着她的决心、毅力，和间或出现的疑虑、动摇，直至最终的坚持和欣喜，我就像在一面不走样的镜子里看着自己。

18日一早，我们驱车从香格里拉出发奔赴德钦。或许是受到前晚的担心所扰，途经药店时，下车买了5支罐装的氧气，和一大包医用葡萄糖粉。按照我掌握的有限常识，在高原遇到紧急情况时，这两样东西都能起到救急的作用。不过在整个行程中，氧气罐终究没有发挥作用，只是在最后时刻被当成需要甩脱的负担而吸掉。倒是那包葡萄糖粉派上了意想不到的关键用场，那是一段精彩而惊心的故事，稍后再讲。

从香格里拉到德钦需要3个多小时，快到时经过雾浓顶村（诗意的名字。这里可以比飞来寺更近地瞻仰梅里雪山），接上正在装修工地忙活的乔阳。去年来时，乔阳就说起要在雾浓顶新开一家客栈，并且当时已经准备开始装修。没想到一年过去，客栈还在装修之中。一年未见，乔阳比去年黑得多也瘦得多，其程度甚至有点意外。不过直到后来，才知道这一年里她为这间客栈所经历的艰难和波折。

在德钦县城，乔阳指挥着买了锅碗瓢盆、米面油糖，和大量的蔬菜，其数量之大，让我颇感意外。本来设想的艰辛之旅，难道竟然如此复杂而奢侈？大约乔阳把我们想象得过于娇嫩，诸事都多留了富裕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我们远比她想象的皮实和泼辣，这或许也是她再见我们时格外兴奋的原因。

再从德钦出发，实际已经踏上了外转的路程。在有公路的路段以车代步，是已经得到藏民承认的转法（藏民转完一圈用时7天，就包括在怒江峡谷公路一段搭车，由此可节省一天，否则便需要8天。）。

如果只用文字，大概可以这样描述外转的线路--所谓梅里雪山，乃"梅里十三峰"的总称，"十三峰"由主峰卡瓦博格居中，向南北两个方向一字排开，并以此成为西藏、云南之间的界山。这一山脉的东、西两侧的云南、西藏境内，则分别是南北流向的澜沧江和怒江，由此形成两江夹一山的地形。如果在大尺度下观察，坐落在澜沧江畔的德钦县城，几乎就蜷身在卡瓦博格向下伸展的一个脚丫缝里。这个后来被很浪漫地称为"香格里拉深处"的偏僻山坳，之所以能够聚集人口、形成县城，唯一的成因，在于它曾经是茶马古道由滇入藏的最后一个驿站，从此再向前一步，就是翻越梅里的余脉而进入在当时被视为畏途的藏地。我们的路线，是从德钦驾车出发，沿澜沧江峡谷边的公路向南，到达一个名叫永芝的村子住宿，由此出发，弃车徒步，开始了真正的步行转山行程。从永芝村出发，翻过梅里雪山余脉进入西藏后，一路下行至怒江峡谷；而后转向，沿怒江峡谷一路北上，抵达西藏察隅县境内的察瓦隆乡；由此再次转向，一路向东上行，翻越梅里雪山北侧余脉最高的说拉垭口，重新进入云南，下行回到澜沧江边的梅里水村，步行部分便告完成；由此可搭车沿澜沧江边的公路向北，回到德钦县城。

在我们的朋友乔阳手工绘制的梅里雪山外转线路图上，这条环形的线路大致可以看成一个四边形，右边的一竖为澜沧江峡谷，左边的一竖则是怒江峡谷；上下两横，则是最艰难的两段山路。右边的澜沧江峡谷以车代步，我们实际徒步走了一个写得比较方的C形。

10月17日在香格里拉休整

乔阳手绘的外转地图。红线勾出的即外转线路，其中左、右两条粗黑

线，就是怒江和澜沧江。其中右侧澜沧江沿线路途，是坐车完成的。

这张图太小了，真想看的，恐怕得自己想办法放大一下。

忽然想起之一妻多夫制是一种被迫的选择

有人催转山笔记，也有人说"忽然想起"比转山笔记好看。为了两面讨好，写一个"跨界"的吧。

这次转山途中，恰好在一户一妻多夫的藏民家里借宿。虽然语言不通、交流不便，加上唯恐主人以为我们猎奇而心生不快，所以没有开口询问，只是从旁观察，也得到一点最表象的认识。

我们借宿的应该是小村里最富足的人家，据我的观察和从旁印证，这家大概是由兄弟三人和一个妻子组成。当家的是老二而不是老大，妻子看上去比老二年长，但唯有和他交流时，看上去像是夫妻，和老大、老三基本没话。传统的藏式民居里，只有一只柴炉取暖烧茶，炉前端放一只方木钉制的"太师椅"，老二端坐其上，神情不仅像一家之主，甚至让我以为有领主的气度，老大和老三则坐在他脚边的矮凳上向炉取暖。家中有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孙子，会站、会爬，三兄弟都抱他、喂他，且神情都充满祖父式的慈爱，但他只缠着老二。

我想可能人人都知道一妻多夫是一种无奈的选择，但不到实地看过，还是无法了解无奈到什么程度。我们夜宿的小村偏居大山深处，全村只有四户人家，与外界的交通只有步行和骡马，而距最近的乡镇（西藏察隅县察瓦隆乡），也有两天的脚程。小村的景致如诗如画，宛若仙境，但群山环抱之下，生存条件无疑极其有限。

至少从理论上说，一妻多夫制可以使小村里时世世代代保持四户人家的规模，和几乎恒定的人口数量。而除一妻多夫制之外的任何一种婚姻制度，都必然使家庭数量和人口数量以几何裂变的方式增加，除非有大规模的人口外迁，或引进能够大幅提高单位土地产出的新技术，这方土地绝对无法承受。

外人，尤其是习惯了一夫一妻、憧憬着一夫多妻的男人，往往最好奇这些共享一妻的兄弟，怎么可能相安无事。但生存现实的压力，可以让人做出各种适应性的变异。在人口与环境承载能力的尖锐挤压中，当地藏民找到了一种可持续的婚姻制度和社会模式。人性本能及与之相关的道德伦理，只能被动地做出适应。

我们借宿的这家，只见祖孙两代。我们的向导说，他们的女儿已经外嫁别村，但不知道是不是一妻多夫。儿子们则都在外谋生，其中一个还在拉萨作了大学教师。想来，一妻多夫的婚姻，在他们这一代可能不会继续了。

这就是那个小村的全貌。5栋房子中，中间的那栋已经废弃。

我们投宿的人家，住在左下角那栋白色的房子。

忽然想起之道德就是用来反人性的

我写《一夫一妻制是反进化的》，真的是"忽然想起"，多少有点玩笑的意思，没想到受到大家如此关注，有些留言争论甚至称得上激烈，我觉得很有趣。人类关注自身的意愿永远都这么强烈，可对自身又有那么多事想不清白，所以人类的思考才会引来上帝发笑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我是上帝的专职弄臣。

我在《一夫一妻制》的留言中说，我的下一个题目可能是讨论一下人类的生物进化、文化进化、技术进化之间的关系。网友"年大六"回应说：这个问题可是学术高精尖啊。我一想，还真是。

但我决定还是写，写不好还写不坏么？况且我的结论已经有了，而且只有一句话：人类社会越来越进入一个身体赶不上文化、文化赶不上技术的进化过程。或者倒过来说：人类的技术进步太过迅猛，造成技术、文化和身体之间的严重脱节，人类至今的无数纠结，大多因此而来。

下面是论证。

很久很久以前，流行一个笑话——一对再婚夫妻的婚礼上，错请了一位促狭鬼，送上一幅刻薄的对联，上联曰"一对新夫妻"；下联是"两件旧家伙"；横批"梅开二度"。来宾们遂会心而笑。

现在，这幅对联可以送遍所有的婚礼，只是横批应该改成"既往不咎"。贞操观念的与时俱进，大概这是最有力的证明了。

不过，如此巨大的变化，毕竟还留下了一个尾巴。所谓"既往不咎"，其实隐含的是"面向未来"。换句话说，双方对对方婚前的"失贞"已经相对宽容，对婚后的彼此忠诚，却还有着严格的要求。正如尽管《蜗居》里的小贝足够宽容也足够新潮，但面对背叛自己的海藻，却在穷尽了所有的努力和挣扎之后，还是拔不掉心中的那根尖刺，只好选择了离开。

对于这样的区别，可以有多种解释，比如把别人的女朋友（哪怕是生米熟饭的那种）变成自己的妻子，或把别人的妻子弄成自己的情人，可以看成一次胜利；自己的老婆成了别人的情人，却是绝对的失败；再比如，双方相遇之前，彼此并无誓约，对方就算失贞于他人，也顶多算是轻率。反之，婚后出墙，背信弃约，则是无法容忍的背叛，等等。

这些解释都有道理，却还是不够充分。比如，人生失败多矣，何以唯独性的失败无法释怀？再如，男女缱绻之际的誓言，随岁月而背弃者十有八九，何以唯独性的背叛会有致命的伤害？更难以解释的是，既不懂感情，更不懂盟誓的动物，何以也有与人类相似的毛病——雄性动物对雌性动物"婚前"的贞操并不追究，而对其"婚后"的操行，却是万分的留意。

曾经读到新疆"普氏野马"的故事：新马王经过争斗赶走老马王，对前王的妻妾，无论是否怀有身孕，都是呵护有加，并耐心等待她们生下老王的骨肉。然而如此耐心的目的，却只为等待母马们空出肚子，以供自己播种，对于刚刚诞下的老马王的后代，却是无情地咬死。原因其实简单——对于马王而言，保护母马和子嗣是一件代价极高，甚至可能搭上性命的任务，以如此高昂的代价为他人（老王）传续基因，新马王决不可能接受。其他部分高级哺乳动物如狮子，也有类似的"习俗"。

在避孕、堕胎技术发明之前，人类的男性面临同样的困惑。男人一旦发现自己的妻妾红杏出墙，则妻妾隆起的肚子就成了困扰丈夫的最大难题：弄掉，可能斩断的是自己的血脉；不弄，却可能以自己的精力和财产，抚养了别人的骨血。在没有DNA检测技术之前，这样的两难局面能把男人折磨到癫狂。

为了避免让男人们陷入如此困境，更为了让社会或社群维持相对稳定的秩序，管住已婚女人的裤带，曾经成为倾注人类最大热情和才智，且投入巨额社会财富的大事。各种"性文化展"上展出的那些约束女性的工具，往往让今天的人们忍俊不禁又百思不解。但在彼时的技术和文化之下，所有今天看来可笑、可恶的反人性手段和相应的道德戒律，却都是必须。

将出墙的女性背磨沉潭，曾经是中国荒僻乡村的陋俗，后来则被当作控诉"封建社会道德杀人"的教材。然而，在那些几乎与外界隔绝，又相对狭小（可能只有几户到几十户）的"血缘伦理社区"（费孝通语）里，一家媳妇红杏出墙可能给家族、社区带来的血缘恐慌，及随之可能出现的财产混乱，可能给社区既有的脆弱稳定，带来完全无法承受的冲击。族规、族长冷血无情的铁面，承载的是社区"维稳"的重任。

除了严酷的惩罚之外，正面鼓励、树立榜样，则是道德"维稳"的另外一个重要手段，中国历史上对女性贞节的变态鼓励，放到这样的思考框架中，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，目前可知的最成规模的贞节牌坊群，恰好出现在有男人外出经商传统的徽州，显然也绝非巧合。由皇上钦赐、官府表彰、社会舆论共同组成的道德氛围，编织成了徽商媳妇们腰间无形的裤带，为外出的男人们看护着他们的后院。

这番议论的本意，当然不是为万恶的旧道德张目，而是想说明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判断，即如本文题目所称：道德就是用来反人性的。或者说，道德的目的，就是要把人的本能天性约束在一定的规范之内，以维护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被约束者的痛苦或不幸，不仅不被卫道士们所同情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，这些痛苦和不幸本身，就是道德的目的。而人类的自由和解放，则是在道德的不断宽容、宽松中逐步获得。但和许多人的判断不同，我以为人类道德的进步，虽然不无思想家的启蒙之功，也离不开热血青年的奋力抗争，但其根本的动力，却更多地源于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。

譬如，随着避孕技术的发明和成熟，男人们已经不必担心自己的配偶红杏出墙导致实质的后果。而且随着DNA检测技术的发明，万一某个男人对自己后代的血缘有所怀疑，也完全不必陷入是杀、是养的两难，抽一滴血做个化验，然后决定离还是不离便是。曾经有媒体报道称，美国孩子中有30%并非他们的名义父亲所亲生，并以此暗示美国社会的可笑和堕落。后来仔细查询了数据的出处，果然证明了我的怀疑，中国媒体对上述30%数据的引用，缺少了重要背景的交代，实际上是在所有要求亲子鉴定的案例中，有30%确是不是其名义父亲亲生。中国媒体引述各种数据，经常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含混手法，达到耸人听闻的目的。不过可以设想一下，在没有DNA检测技术的年代，所有提出亲子鉴定的父亲，都会被心中的悬念折磨到死。技术的进步化解了男人的恐惧，也必然从更深层面改变着人们的性道德标准。而且，随着城市化进程将越来越多的人带入陌生人社会，即使偶有女性出墙带来某个家庭的血缘混乱，其产生的影响也会迅速在彼此陌生的滚滚人流中消散，道德甚至不会产生管这点破事的动力。道德在陌生人社会中承担的使命，与在一个封闭山村中完全不同，由此，道德的松动也就在情理之中。

不过，技术的进步毕竟来得太快，源于血缘恐慌的集体记忆，仍旧残存在人们的观念深处，以致男人对配偶的背叛行为，依然保留着各种现实理由都难以解释的恐惧和愤怒。也许，人类还需要几代人的时间，才能在文化和道德层面淡化或消除血缘恐慌残存的印迹。至于在心理层面消除性禁忌的印迹，或许还需要更多的时间，甚至根本不可能彻底实现。

其实随着避孕、堕胎技术的完善，女性已经基本从非意愿生育的负担中解脱出来，人类性活动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"娱乐时代"。性活动的日益娱乐化，与抚养后代的现实任务，及仍旧残存的血缘恐慌带来的性禁忌相互纠缠和彼此强化，使性话题始终处于社会舆论的焦点。想想每年为"打黄扫非"付出的巨大而且荒谬的社会成本，就不难体会技术、道德、文化、本能纠结而成的"性困局"，带给人类多大困扰。

行文至此，我似乎有陷入道德功利主义或道德相对主义的倾向。但我显然并非如此。

我想或许应该做出这样的说明：首先，考察人类整体道德的发生和演进，必须追究其功利的本源，否则，道德就成了“上帝”钦定的绝对律令。而既然是无需现实依据，也无法在现实中进行判断的绝对律令，道德也就变得坚硬而且永恒。在这样的道德面前，人性不仅仅是被约束，更可能是被扼杀。而若承认道德（出于人类整体利益）的功利本源，则意味着随着人类现实处境的变化，道德也将随之发生松动和演变。承认这样的演变，其本身就是道德的。

至于对于此时、此地的个人或群体而言，道德却应该是绝对和非功利的。如果每个人都有权出于自身的功利目的，而对道德进行遵从与否的取舍判断，则作为社会共识的道德也就不复存在，这种道德虚无主义的倾向，只会给当下的社会带来混乱，却不可能给大多数人带来自由和幸福。中国当下的社会，不幸正被这样的道德虚无主义所蛊惑和戕害。

把上述两个不同侧面的认识结合起来，可以得出我的另一个结论：我们每个人都是在遵从既有的旧道德的同时，参与创制新道德。

另外一点需要说明的是，本文标题《道德就是用来反人性的》，确实不够准确，其中的“人性”，应该用“天性”更为准确。当时觉得“反天性”似乎也不够恰当，而就个体而言，“人性”与“天性”也有相当的重合，也就这么用了。

至于人类身体落后于技术和文化进步的事实就更为显著，我在以前的博文《得了一种"全民病"》里，有比较到位的描述，在此转贴一部分，也就省得再写：

计算机化生存的前景无可更改，颈椎病若因此而必然地演变为"全民病"，则实际意味着人类颈椎的生理构造，与其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矛盾。从进化角度上说，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，在于人体结构的适应性进化，譬如使其颈椎结构从根本上适应久坐、低头的常态，以免动辄强直、"反张"。而目前人类颈椎结构的进化，显然未能达此目的，才使颈椎病日渐普及以致全民化。概括地说，人类的进化，没能及时适应技术的变化。若归纳的再简洁一点，则是：进化赶不上异化。

其实这是我长久盘桓于心中感概：人类生理的进化，动辄以十万、百万年计，而人类文明的历史，则不过数千年耳。而其中技术的进步，则更是在几百年的时间内以极大的加速度飞速发展。而迄今人类所有带有"全民性"的疾病，如糖尿病、肥胖、心脑血管疾病，莫不起于因技术进步带来的"现代"生活方式，与生理进化的"落后"之间的矛盾所致。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，为物质紧缺做好各种适应性准备的躯体，却要骤然面对物质极大丰富带来的不适乃至挑战。本来为了应对老年无食而进行的脂肪储备，却以中老年肥胖的罪名，带给饱食终日的现代人无尽的困扰。而青春期少女为了即将到来的繁殖任务而蕴养的丰腴体态，却以"青春肥"的恶名，成为自由和时尚少女的最大公敌。同时，作为一种动物而为艰苦采食而进化的肌体，却不得不在远远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，狼狈应对人类生活方式由"动物"到"不动物"的急速"进步"。以各种技术进步和经济代价而免除所有的体力劳动，而后再以几乎同样的技术进步和经济代价，补偿运动不足带来的伤害；早晨开车上班节省下来的体力，不得不下班后在跑步机上消耗殆尽，这种一经说破便荒诞不经的生活，已经成为人类一场无可挣脱的左右手互搏的游戏。

忽然想起之一夫一妻制是反进化的

仅就生物学而言，一夫一妻制是反进化的。我一向都这么认为。

那天和一帮朋友吃饭，说起最近最热门的《蜗居》，再次引出了这个话题。

据说，《蜗居》播出之后，无数女性喜欢上了剧中的那个小贪官宋思明，而且声称作他的"小三"也行、几年之后被"小四"替代了也行、就算最终被抛弃了也行，反正只要他这会儿要她，那就咋的都行。

如果从道德角度批判，不免发一番世风日下的感慨。但若从社会学角度分析，"世风"发生如此的变化，其败坏显然不是从人心、道德开始，而是从现实，尤其是经济现实的变化开始。打一个电话就能摆平无数难题的宋思明，对于苦苦挣扎的海藻，当然有一种靠山和归宿的感觉。如果她身为"小三"从宋思明那里分得的一部分金钱、权力、呵护，就多于赤手空拳的小贝可以给她的全部，她的选择--至少对她个人而言--就是理性而合算的。

而按照发生学的理论，人类社会的所有规则、道德、制度，乃至个人的行为选择，其实都有相应的源头，都可以在人类最初的生物学本能那里找到"原型"。

雄性动物会本能地寻求更多的交配机会，以利于自身基因有更多传播的机会。雌性动物会本能地选择一个最优秀的雄性，以利于自身基因在有限的几次延续机会（生育）中，得到一个更可靠的载体。

把上面这段话里的主体换成人，其实也大致成立。至于男人为什么最终不再像雄性动物似的干完了就跑，而是留下来和女人一起组织家庭，据说是因为人类婴儿太过弱小，男人不帮着拉扯一把，女人就无力单独把孩子抚养成人。按照进化论和基因选择理论的推理，那些干完了就跑的男人的后代，大多在无助的母亲怀里夭折，于是那些"干完了就跑"的基因，也就很少机会得到传递，慢慢地具有这种秉性的男人也就稀少，反倒是那些愿意留下来帮助女性照顾孩子的男人，逐渐成了男人的主流。

然而，组成家庭、照顾孩子，并不必然意味着忠诚，寻求更多交配机会的天性，依然在男性的行为模式中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。况且，男性间的能力确有大小之分，有人可以照顾甚至供养三五个女人，有的一个就扛不住了。一般而言，养得起更多女性男人，应该是基因相对优秀的男人，让他们多娶几个、多生几个，正好符合生物进化的原则。

但是人类社会终究还是发展到以一夫一妻为主的形态。一夫一妻的制度安排，加上接近一比一的男女性别比，意味着所有男人都有机会娶老婆、生孩子，也就意味着通过生育环节进行基因选择（我不敢直接说淘汰不良基因这话，其实应该是这个意思。），变得不太可能。如果按照达尔文的理论，人类进化将因此失去最重要的手段，其进化过程将因此陷入停顿，甚至出现退化。然而，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，人类进步的脚步几乎呈几何级数般地加速，至今几乎聪明到了"多智近妖"的程度。

何以如此？一种在生物学意义上反进化的制度，何以能够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被人类所选择和坚持？它又是如何在更壮、更快、更生猛的一般生物属性之外，促成了人类智力的加速提高？更重要的是，这样一种按照发生学理论似乎找不到源头和原型的制度，究竟因何而能产生和延续的呢？

文明和人道是一种解释。"上帝面前人人平等"的天赋人权，大概本来就包括人人有权过性生活的涵义，天主教教义也确实按此原则约束着它的信众。但是这个解释不够充分，社会主义也是文明的产物，也符合人人有饭吃的人道原则，可是这个很理想的制度设计，却在现实中屡屡碰壁，远不像一夫一妻制那样得到绝大多数社会的支持和接受。

我能想到的解释是，人类到底是人类，是脱胎于动物的一种非动物。因此，人类的进化需要远比动物的进化更多元的向度和更复杂的过程，动物进化过程中那种按照单一性状优势对基因的筛选，可能无法满足人类进化所需的丰富性。比如说，雄性动物在雌性面前的竞比标准，基本以体力为主；而人类女性对男性的选择，则明显地在体力标准之外，增加了智力的向度，有时甚至比体力更为看重。甚至在体力、智力之外，德性也是人类进化所需要的元素之一。让那些道德家的基因有机会遗传下去，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，尽管在金钱和权力方面，他们可能都一无所有。因此，通过制度安排为这些人提供娶妻生子、传续基因的机会，对于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而言，是合理的安排。一个极端的假设：假如人类像动物一样地放任男人对女人的赢者通吃，那么"好人"这个基因可能早就在人类基因中消失了。

概括一下就是，人类进化对基因多样性的需要，远远大过动物进化过程中对单一优势基因的需要。一夫一妻制，是一个可以保证各种基因得到近乎平等延续机会的制度设计，虽然仅就生物学而言，这是一个反人性、反进化的人为设计，但是它可以有效避免那些不能直接换来金钱的优秀基因，不至于因为携带着它的那些男人过于瘦弱、贫穷而娶不上老婆，而不能得到延续。至于某些不良基因因此制度设计而得以延续的副作用，人类用技术进步带来的医学发展和物质丰富解决掉了，动物界里那些因基因缺陷而必然被竞争淘汰的个体，在人类社会中会得到救助而得以存活。

至于《蜗居》在女人们那里得到的反响，多少有一点令人意外，回到一夫多妻制的冲动，不仅男人有，甚至连女人都有，这让男人很受鼓舞。看来动物属性在人类身上的残留，远比文明对人的教化更本能也更顽强。我并不想因此而指责那些羡慕"二奶"的女士们，每个人都有权利和机会，选择在动物本能和人性理想之间的某个点上安身立命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海藻对小贝的背叛，不过是向雌性动物的本能屈服了一下而已。

转山笔记之一求醉

从梅里雪山回来已经三周，琐事太多，迟迟没有开笔，拖到今天才有了第一篇转山笔记。

那天是我第一个走进季候鸟酒吧，正在炉边烤火的乔阳闻声起身，与每个人拥抱道贺。显然，她比我们预想的还要高兴。

刚刚在旅店洗完12天里的第一个热水澡，换上背囊里仅剩的一件干净的抓绒衣，围坐在季候鸟酒吧唯一的柴火炉旁，简直称得上巨大的享受。尽管我一如既往地刻意保持着“低调”，但我必须承认，对于刚刚完成的12天徒步外转，我的内心其实充满了感慨和激动。

我一直觉得，这次期盼许久的外转称得上是天作之合。去年梅里之行中的一个许诺，在熊三爷的呼应和乔阳的鼓励下，终于得以成行，一直盘桓在心中多年的夙愿，也终于得以兑现。所以当培布开着车到外转终点梅里水村接上我们时，执意希望我们跟他回到德钦县城为我们接风，我却一直坚持回到季候鸟，吃这顿与乔阳约好的晚餐。虽然乔阳没有和我们一起上路，但这趟外转却始终是我们四人之间的一个约定，我们理当在一起为它举杯庆贺。

端上来的主菜是一大盆松茸炖土鸡，黄黄的一层鸡油焖住了下面热气，用筷子搅动一下，才能闻到土鸡和松茸互相融合而成的异香。配菜也都是当地的出产，但没记住究竟有哪些名目。酒分两色，太太和乔阳喝茨中村民自酿的红酒，我、熊三爷，和特地从香格里拉赶来接他父亲的熊三爷的儿子，喝当地散装的青稞酒。青稞酒是当地藏民的日常饮品，家家自酿，一般度数不高，酒味淡薄，但有米酒的清香。茨中村就在距飞来寺不太远的维西县，村中有滇西至今留存的最早的天主教堂，即一般驴友大多知道的茨中教堂。100年前，法国传教士建起了茨中教堂，在传播福音的同时也教会了当地村民种植葡萄和酿制红酒，至今茨中村民保留了这份手艺，家家自酿、自饮，也向慕名而来的游客出售。有这份来历的红酒，自然也是可以讲给客人的故事之一，因此乔阳总会在断顿之前给茨中村相熟的村民打电话，托路过的熟人带酒上来。

第一次举杯之后，我不由得感慨——这么多天了，终于能坐在椅子上吃一顿饭了。这感慨是真的，每天在营地席地盘腿而坐，喝着酥油茶，吃着不太可口的饭菜，虽然能够适应，甚至其乐融融，但坐在椅子上吃一顿可口的饭菜，还是有久违的温暖和惬意。

不记得到底酒过几巡，反正已经微醺，情绪也就慢慢地高涨，对此番行程的感慨，也渐趋壮怀。12天的行程，每天平均8小时以上的步行，翻越4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垭口，确实也值得壮怀一番。微醺中，再回忆在风雪交加中翻越海拔4400米的多克拉垭口时的惊险，或从海拔4800米的说拉垭口急降2000多米时双膝欲断的艰辛，似乎都成笑谈，但这份笑谈中，分明有着骄傲和释然，一种完成了一桩宏愿的自豪和兑现了一个承诺的释然。

天色渐晚，酒兴阑珊时，熊三爷的侄子和培布特地从德钦县城赶来，为熊三爷道贺。熊三爷的侄子在德钦为官，去年来时也曾见过。此次转山之前，即使经过德钦县城，熊三爷也特意避过侄子的耳目，直到转山完成，才知会侄子派车来接，只为让此番行程中不沾官场的应酬，可见此番转山在他心中的属性和分量。侄子一来，就抱怨三爷为什么事前不通知一下，以便安排，然后又感慨说，身为藏族，又守着神山，却是官身不由己，至今没去转过，实在是莫大遗憾。有他的这番感慨对照，熊三爷自然更加自豪，黑红的脸上有遮不住的笑意。

接下去就有些乱了，一拨十几个县里的小干部赶来向熊三爷和侄子道贺，然后是敬酒、唱歌、跳舞。熊三爷、侄子都唱。太太被哄不过，也唱。一时兴起，我竟然起身为她伴舞，从来不会跳舞的我，自然笨手笨脚，看周围人的反应，我的所谓跳舞，大概不过是张牙舞爪，但那时腿脚都想动，也就不管那么多。

第二天酒醒，太太笑着对熊三爷和乔阳说，他这么羞涩的人，居然为我伴舞，简直不可想象。乔阳则笑称，张老师居然跳舞，真是好玩。我想她真正想说的，大概是可笑。彼时彼景，我愿意可笑一下。求仁得仁，求醉得醉，不亦快哉？

10月19日从永芝村出发。从左至右为：我，骡子，我们所住人家的主人独吉康主，康主的媳妇雪英，她，康主的儿子扎西，熊三爷，躲在后面那个戴白帽子的，是扎西的表叔。实际上是我们和熊三爷聘请康主一家作向导和马夫，帮助我们完成这次外传。

康主没有和我们一起转，委托扎西作这个队伍的头领。后面我会写到，扎西实在是个难得的向导和旅伴。

这是10月30日到在外转终点梅里水村外留影。扎西的表叔赶着骡队，继续步行回家，我们在这里等熊三爷约好的汽车来接。

12天风餐露宿之后，气色还可以吧。

明天出发

明天出发，还去年许下的一个宏愿，也了一件在心中惦记了一年的大事。

去年9月，和太太一起赴云南休假，前半程平淡无奇，不过换个环境闲散一下而已。随后的香格里拉之游和对梅里雪山的朝圣，却结下了今年的缘分。

以往每次见到雪山、草原，总是被其壮美和神秘所惑，禁不住在心中惦念着何时学着藏民的虔诚，也来一次转山、转湖的心灵之旅。那天坐在从香格里拉赴梅里雪山的车上，禁不住对太太重复了一番心中的向往。不想开车的熊三爷却主动搭腔说，如果明年你们来转，也算上我一个。

就是从那一刻，在心里开过无数次“谎花儿”（北京人把只开花不结果的花叫“谎花儿”）的许诺，终于“坐”成了一枚可以生长的果实，然后在其后的一年里，慢慢地长大、成熟。

以我的习惯，只要没有实际发生，任何事情都不肯声张——无论心中期待多切、决心多大——唯恐最终又成虚张声势。因此，尽管“明年转山时”如何如何，成为一年来我和太太心中最重的挂念，却几乎没有向任何人提及。如今，行装已经备齐，机票已经买好，熊三爷备齐了吃食、雇好了马帮，在香格里拉等待我们，筹划了一年，期待了更久的行程终于就在眼前。

去年在飞来寺的季候鸟酒吧，就向女老板乔杨咨询过转山的经验，回来后又在网上查阅了各种“攻略”。归纳起来，梅里雪山转山有内转、外转之分，内转又有四、五天行程和七天行程两条线路，外转则需要至少13天。

外转线路，是从云南境内的德钦县出发，绕着梅里雪山进入西藏东部，然后转回出发地德钦。整个路程极其艰难，平均每日步行时间在8、9个小时之间，即使对于资深的驴友，其实也是极限的挑战。而以我们的年龄和身体状况，则不无冒险甚至冒失的成分，但我们所期、所求的，本来就不是一次户外活动，而是一次身体和心理的自我挑战。而以我自己的期许，更希望在身体和毅力的忍耐极限中，找到通往另一个境界的心灵路径。如此期许之下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定然不能放弃。但前几天传来消息，藏东地区今年普降大雪，外转的道路情况莫测。如果到18日必须上路的时间，积雪仍不融化，我们或许只好选择内转。

一年来的期待，都是奔着外转筹划，但若天公不肯成全，或许就是天意如此，还是遵从的为好。

有人建议路途期间每天更新博客，也有人建议开通“微博”，每天写上一百字也好。可惜，山里没有手机信号，一切皆无可能。没有电脑、没有手机，甚至没有书籍，在寂寂无人的群山和无尽的路途之中，看看我能找到什么。

回来汇报。

打起背包，暂别窗外的繁华与喧闹

忽然想起之 “自杀大国”?

最近受邀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“特约评论员”。本来觉得这种“即时点评”的方式太过“万金油”，不是十分情愿。但干了几次之后，觉得要在1、2分钟的时间里，就一条新闻发表有观点、有效率的点评，也是一种锻炼，也就做下来了。

目前“央广新闻”实行“轮盘”式播出，每半个小时为一个单位，以综合新闻、焦点报道、连线报道、文体资讯等组成，不断滚动，随时更新。值班评论员则要在每个半小时里进行一次1分钟的短评，和一次两分钟相对深入的分析。算下来，每次值班半天，需要发表八个1分钟短评，和八个两分钟分析，实在够狠的。

做了几次，收到的反馈还不错，当然都是来自家人或朋友的，未必算数。等电台有了正式的收听反馈，才会知道究竟怎么样。

以后如果值班时发表了什么值得记住的言论，我会在这里转述，与大家分享。

今天点评的一条新闻是：

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显示，自杀已成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，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，约200万人自杀未遂。同时，自杀已成为我国15岁到34岁的青壮年人群的首位死因。

据了解，处于社会和经济劣势地位的人群自杀的危险性高。

我的点评是（大意）：

自杀成为我国15岁到34岁的青壮年人群的首位死因，说明对这个最具活力的群体来说，对他们生命的最大威胁，不是疾病，不是灾难，而是生活本身，是对生活的绝望。

自杀的原因是复杂的，很难在这里用几句话总结。但调查显示，“处于社会和经济劣势地位的人群自杀的危险性高。”已经部分地给出了自杀的原因。

一段短评里有这样几句，我觉得已经够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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